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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10月,广东潮汕的硝烟渐渐散去。
南昌起义的两万多部队,在优势敌军的围堵下遭遇严重损失,大部分队伍被打散。
朱德带着八百多名历经血战的残部,辗转在闽粤赣湘的边境山区,一路朝着井冈山方向艰难行进,最终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。
在那个革命陷入低谷的至暗时刻,几乎所有人都认定,抱团取暖、尽快找到主力部队依靠,才是保住革命火种的唯一出路。
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有一个人却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意外的选择。
他拒绝了中央安排的前往苏联学习的机会,也没有前往井冈山投奔已经站稳脚跟的主力,只带着寥寥几名同伴,转身回了自己的湘西老家。
打算在群山环绕的湘鄂西大地,从零开始,重新拉出一支属于工农自己的武装。
这个人,就是贺龙。
南昌起义失利后,贺龙辗转经香港来到上海。
当时党中央考虑到他身份特殊,在国内目标太大,处境极其危险,决定安排他和刘伯承、林伯渠等人一起,乘船前往苏联系统学习军事理论。
贺龙听完这个安排,当场就摇了头。
他跟负责对接的同志说得直白:我不甘心就这么走,我要接着干到底。
让我回湘西去,我要重新拉起队伍,再跟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。
那时候的湖南湖北,到处都贴着悬赏他的通缉令,赏金开到了五千万大洋。
湘西当地的军阀、团防武装,几乎全是他过去的老熟人,不少人转头就可以把他绑去领赏。
回到那里,几乎等于主动踏进了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。
但贺龙的态度异常坚决,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党中央反复权衡研究,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1928年初,贺龙和周逸群等七个人,身上只带了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和两支手枪,悄悄从上海出发,溯江而上,往湘鄂西的大山里去。
路过武汉时,当地党组织正筹备发动年关暴动,特意请贺龙出山担任暴动总指挥。
不料消息提前走漏,暴动计划被迫中止,一行人只能继续赶路。
等终于踏回桑植的土地,贺龙发现,当地不少旧部和亲属手里都攥着零散的武装。
可这些队伍各自占着一片地盘,平日里为了争夺资源互相提防,眼看就要爆发火并。
贺龙一到,立刻把各方头领全部召集到一起。
他当场要求所有人把枪里的子弹全部退出来,不许再自相残杀,明明白白告诉大家,这次回来不是搞过去的旧军阀那一套,是跟着共产党干工农革命军,干土地革命。
他对着在场所有人说,南昌起义的队伍虽然在广东打散了,但我贺龙不服,你们服不服?
在场的汉子们纷纷拍着桌子喊不服,愿意跟着他接着干。
贺龙又把话说在前头:跟着我干革命,升官发财是不可能的,只有吃苦和流血,现在不想留下的可以走,但谁也不许转头投靠反动派。
就这么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他身边就聚集起了三千七百多人,一千五百多支枪。
1928年3月,桑植起义正式打响,工农革命军顺利攻占桑植县城,新生的红色政权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。
可局面刚打开没多久,国民党的重兵反扑就来了。
数倍于己的敌军从几个方向合围过来,新生的工农革命军连战失利,大部分队伍被迫溃散。
周逸群带着一部分骨干转移到鄂西的洪湖地区,开辟新的游击区。
贺龙收拢了四百多名还愿意跟着走的战士,退到桑植和鹤峰交界的深山里,继续坚持游击斗争。
接下来的半年,是这支队伍最煎熬的至暗时刻。
当初冲着贺龙的声望来投奔的各路零散武装,一遇到残酷的战斗,就开始有人动摇离队。
到1928年11月,整支队伍算下来,只剩下一百多人。
这年9月的石门战斗,队伍东进支援当地暴动,突然遭到敌军重兵伏击,参谋长黄鳌和师长贺锦斋先后壮烈牺牲。
紧接着在泥沙镇,又遭遇叛徒出卖,队伍再次遭遇重创,从两百多人锐减到一百多人。
等最终退到湖北鹤峰的堰垭时,全军清点人数,只剩下91个人,手里能拿出来的枪,一共72支。
就是在这个几乎走到绝路的时刻,贺龙开始彻底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。
他终于意识到,光靠个人声望和旧部关系,撑不起一支真正能打硬仗的革命队伍。
如果不彻底把这些带着旧式武装习气的队伍,改造成真正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,迟早还会在残酷的斗争里垮掉。
在姐姐贺英的帮助和提醒下,贺龙在堰垭对这支仅剩91人的队伍,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。
他遣散了年纪过大、身体孱弱和动机不纯的人员,留下的几乎全是坚定的党员和革命骨干。
部队里正式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关,全面推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,坚决反对旧军阀的官僚习气,杜绝占山为王的旧作风。
军事上也总结了此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,明确了适合山区环境的游击战术。
整编之后,人数虽然更少了,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,反而比之前强了数倍。
熬过了那个最寒冷的冬天,这支队伍慢慢在湘鄂西的大山里重新站稳了脚跟。
贺龙带着这百十来人,在宣恩、咸丰、利川一带活动,深入接触当地的“神兵”组织。
这些自发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武装,人数多达十几万,只是上层头领大多被地主豪绅掌控。
贺龙没有选择用武力硬打,而是派人深入到普通成员中间,一点点给他们讲清阶级压迫的道理,分化上层的反动头领,把最底层的贫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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